夜读·开卷有益

文学常常很难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和解释，但它却能忠实地记录并表达生命的轨迹与感受：他们来过，爱过，活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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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而为人，是为了活着，又不只是为了活着。

他们总是把悲伤装进心里，把希望穿在脚上。

——毕啸南

作家毕啸南的首部短篇小说集《生而为人》收录了九篇人性小说，书写百年胶东大地上游走的“小人物”。作家以朴实、细腻的文字，道尽了生命的悲欢离合。

《小团圆》是《生而为人》中的一篇故事，经出版社授权选摘以飨读者。

小团圆

1

今年除夕，风雪尤大。

母亲嘴上念叨着：“如今这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半点儿年味都没有了。”她这样说着，手下那些金黄的面团子却一个赛一个地滚圆，从她手里揉搓出来，个个憨态可掬。母亲小心翼翼地为它们每个下面都垫上了一张干玉米叶子，它们便成了有床榻的婴孩。我瞧着可爱，也起身帮忙，将小家伙们一个个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热炕头上，盖上厚厚的棉被子。憨憨地熟睡了四十分钟后，面发醒了，刚刚还清瘦结实的面团，已是体大如碗，白白胀胀。入了锅，又整一个小时，它们咧着大笑的嘴，出锅了。

按家乡习俗，除夕这夜，家中男丁要居北向南地摆上一桌贡品，贡桌最中央的位置，要奉上八个大饽饽，饽饽越大，越白，咧得越开，越是说明子孙香火旺盛，祖先昌盛清明。母亲蒸的，正是一锅面贡。

父亲从门外进来，顶着满头浮雪。“真是多少年没下这么大的雪了。”他感叹道。

“二楼的窗户都还没擦，你也不帮帮忙，又干吗去了？”母亲一边舀着锅里的沸水，一边责怨。

“哈哈哈，你看看，你出来看看。”父亲也不恼，闪进里屋，孩子似的欢喜雀跃。

我与母亲一同到客厅，看到各式各样的烟火堆了满地。母亲眉头紧蹙，我却乐得不行。母亲甚是厌弃这些东西，父亲又不是不知道，却还当什么宝贝似的炫耀。

“现在都不允许放爆竹了，你还弄回来这么些。”母亲抱怨。

“城里不许放，咱们这里还是可以的，嘿嘿！”父亲转过头，冲我羞赧地一笑。

我们搬家后，从村子里迁到了远郊一处依山之地，无论春秋，每日晨起，百鸟齐鸣，松歌柏动，虽少了些炊烟喧嚣，但自然之乐尽显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当日下午，不过五点钟，天竟已昏昏沉沉地要入睡了似的，喑哑朦胧。父亲跑过来跟我说：“走，咱俩放鞭去。”

我从炕上蹿了起来，穿上棉衣，随父亲到后山的一处荒野去。母亲在厨房里头也不回地冲我们大喊：“玩完早点儿回来！”

▽

连日的雪已在地面垒了近两尺高，邻居们每日清扫，在各家门口及附近扫出了一段段羊肠小路，段段相连，如一片荒无人迹的白茫茫高原里露出了一条条巇罅。我跟在父亲身后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踩偏了脚，栽倒在旁边的雪窝子里。

到了后山平地处，视野陡然开阔。雪花仍轻轻洒洒地在空里飘荡着，一望无垠的白扑朔迷离。暮色昏沉，天空被大块大块的阴云覆盖，云边泛着神秘的暗红，雪地映照出另一种通亮，天地间宛如一幅异世界的末日景象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，当下不禁屏住呼吸，惊叹自然界之鬼斧，敬畏造物主之神奇。父亲拿出了两支手持的烟火，这还是我童年时常见的款式，他点燃了一支，“吱”的一声，那烟火向天上去了，金黄的火花在暮光时分异常绚烂，它盛大地绽开，又迅疾落幕，千万粒碎金子自天空奔涌而下，一时好似熔金流火，一时又胜星辉万颗，飞雪为它伴舞，凛风为它吟歌。我抬头仰望，这人间风景在我眼眸里复现。

父亲打电话给邻居连胜叔，让他带上孩子一起来放烟火。不一会儿，连胜叔就带着左右邻居七八个人纷纷前来了，母亲竟也被连胜婶拖了出来。一时间，百鸟朝凤、满地飞红、双阳当空……各式各样的烟火被男人们点燃，在天上争奇斗艳。

女人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看着，孩子们像一只只正在玩捉迷藏的小豹子，围绕在大人们身边穿梭旋转。天上的热闹和地上的欢笑连在一起，让人不免感叹：年味虽然淡了，可人们心底依然需要个年。

七岁的球球跑到我面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方盒，奶声奶气地喊：“乐乐哥哥，你能陪我放这个吗？”

我摸摸他的头，把小纸盒接了过来，仔细一看，竟是我小时候常玩的一种鞭炮——摔鞭。这种长得像小蝌蚪模样的小小爆竹，多用的是白色或五颜六色的薄薄的纸包裹着些许氯酸钾和赤磷，不必点燃，只需手捻、脚踩或随手那么一摔，均可发出清脆的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即使是摔到人身上炸响，也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。因为便宜、方便和安全，这种小摔鞭曾在我的童年玩伴中大为流行，但不知自何日起，竟很难再寻获它的踪迹了。烟火已非寻常物，这些粗糙的小物件，更是被淘汰在历史的角落里，供一代人偶做缅怀罢了。

球球兴奋地在雪地里跑着，他抬起肉乎乎的小胳膊，铆足了全身的力道，朝地面扔下摔鞭，许是地面太潮湿，又或者是球球经验不足，几次下来，摔鞭都没有响。大人们注意到他，开起了他的玩笑，孰料，球球被人笑恼了，竟一屁股蹲儿坐在雪地里，号啕大哭了起来。

我瞧着球球滑稽的样子，一时哭笑不得。忽然，我的记忆闪过片刻的恍惚，这样的场景似曾一模一样地出现在我过往的生命里。一个模糊而相似的身影穿越层层飞雪，浮现在我眼前。

是阿东。

2

阿东是我童年的邻居，是我儿时最亲密的玩伴。他虽只比我大一岁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阿东却是无所不能的。

第一次玩摔鞭，便是阿东教我的。也是这样一个飘雪的除夕，也是在一片白皑皑的雪地里，阿东从布袋里掏出一把糖果似的小豆子，颇为神秘地跟我说：“过来，教你玩个好东西。”他说话总是一副大人的气派，雄赳赳地，走起路来腰板儿挺得笔直，连脚步声都显得铿锵有力。

阿东会捉鱼，抓泥鳅，钓乌龟，但这些事颇为复杂和讲究技巧，我是学不会的。我唯一擅长且喜爱的夏日活动，是捉蝌蚪。傍晚时分，暑气消散，我与阿东挽上裤腿，脚丫子踩在河涧里，溪水清凉，脚底的鹅卵石却温暖极了。

阿东把一张别人扔掉的废旧蚊帐剪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白色渔网，细细密密的网在水流里飘逸轻柔。阿东耐心得很，他两只手撑着网，跟在一群乌压压的小蝌蚪后面，一步一步，将它们逼到角落处。小蝌蚪们浑然不觉危险已临，只是在愈发逼仄的空间里加速地游着。这时，阿东在网子的右角故意露出一个口子，我拿着一个宽口玻璃瓶蹲在露口处，见雀张罗，那成群结队的小蝌蚪就滑溜溜地入了贼营，自投罗网，全进了瓶子里。

不过十余日，被我们养在缸里的小蝌蚪就长了脚，阿东总是会选一个缠缠绵绵的小雨天，领我去溪水旁，将它们一一放生。

▽

我最艳羡的，是阿东爬树的本领。到了十一二岁，阿东已四肢修长如猿，他总是干干瘦瘦的，却并不羸弱，常年帮他父亲耕种劳作，他的胳膊和小腿肚子已显出了鼓鼓的肌肉轮廓。他爬起树来“噌噌噌”地一路上蹿，他爬到树上看喜鹊筑的巢，看里面张着幼黄的小嘴嗷嗷待哺的小鸟，我却只能在树下干着急。

一次，我实在好奇得不得了，我说：“阿东，你把那巢取下来给我看一眼，或是取一只小鸟下来也好。”阿东说：“那可使不得，祖宗说了，莫打三春鸟，它们且小着呢！”

自上学读书后，我的功课一直很好，阿东的成绩则时高时低，常常垫底。当下被他这样教育了一番，我却心服口服。

不过阿东爬树再快，也没有狗跑得快。某年秋天，阿东常去喂养的一只流浪猫被村里的一户人家打死了，阿东找那人理论，那人说猫发了春，天天鬼叫，吵得人心烦，早该死了。阿东气不过，也打不过，他忧愁了好几日，总是落落寡合。终于在某天下午，他悄咪咪地找到我，说有一个危险的大计划，问我敢不敢和他一起。我素日怯懦，但一听他是要为猫报仇，顿时义从心头起，勇自胆边生，况且是为好兄弟两肋插刀，这样的壮举怎可推却。我一脸大义凛然地追随他，阿东也满是孤勇悲怆，我们兄弟二人，便向柿子林里去了。

打死猫的那户人家，在离村子不远处种了一片柿子林。正值柿子将熟的季节，阿东决定带我去偷柿子，以报杀猫之仇。

阿东只穿了一件长袖单衣，他把上衣脱下来做成了临时的兜子，光着膀子就蹿到树上去了。阿东负责爬树摘柿子，他将柿子扔下来，我负责捡拾，并充当放哨人。风簌簌地吹着，林子里一时鸦雀无声，阿东摘得飞快，我捡得紧张。我们都遗忘了时间的存在。

正当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之时，突然几声犬吠从远处飘来，我心里一惊，竖起耳朵静听，果然，是狗的声音。我吓得半死，手里的柿子扔了满地，我不敢大声喊，只能仰着脖子朝树上轻轻地唤：“阿东，来人了，快跑！”

我喊了几声，阿东爬得太高了，他好像听不到我的声音。我心里害怕极了，只觉得那狗马上就要出现在我眼前。我顾不得那么多，又大声喊了一声：“阿东，快跑！”喊完，我就撒腿先跑开了。这次阿东倒是听到了我的呼喊声，但这喊叫，也把林子的主人和狗喊来了。本来他们还不确定我们的具体位置，这下可完蛋了。

我一口长气跑回了奶奶家，跑得比豹子还快。进了家门，我才敢停下来，只觉得肠胃都要被我吐出来了。好一会儿，我才冷静了下来，发现自己还抱着阿东的衣服做成的兜子，兜子里满是青黄的柿子。我赶紧打开奶奶的柜子，那是一个老式的梨花木柜，里面藏着的都是奶奶最喜欢的衣物和被褥。我把柿子藏在柜子最底层的冬被里，生怕被人发现。我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到天都黑了，奶奶从菜园里回来了，却依然没有人来抓我。我提着的心这才慢慢平复下来，一路探着脑袋，回家去了。

到了家，妈妈跟我说：“阿东又闯祸了，人家老朱都找上门来了，说阿东去偷人家的柿子，害得阿东爸妈好一个赔礼道歉。”我臊得满脸通红。妈妈又问我：“老朱说阿东肯定还有同伙逃跑了，不会是你吧？”我大声嚷嚷着：“才不是我，我在奶奶家，不信你去问奶奶。”

▽

当晚，我辗转反侧，一夜难眠，心下想着，阿东必然没有把我供出来，自己担下了一切；又觉得自己是个逃兵，还撒了谎，越想越是羞愧，眼泪都要流出来。我坐卧难安，起身又穿上了一件小褂，把阿东的衣服藏在小褂里，翻墙出去，偷偷地潜进阿东家里。阿东爸妈都睡着了，我蹑手蹑脚地进了阿东的小屋。

“阿东，你睡了吗？”

阿东趴在炕上，屁股朝天。他扭头看见是我，咧嘴笑了：“没呢，我爸打我打得屁股疼。”

我走上前去，摸了摸阿东的屁股，眼泪终于掉下来了：“我做错事了，你骂我吧，都是我的错。”

我越说泪珠子越大，仿佛挨了打、受了委屈的是我似的。

阿东见我这样，赶忙起了身，笑我说：“多大的人了，这么点儿事还哭鼻子。我爸就是怕要赔钱，在那人面前做做样子，他心里明镜似的。那人随便杀害生命，就是他不对。再说，咱们不是报仇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那你疼吗？”

阿东说：“一点儿都不疼，不信你看。”他边说着，边用手使劲儿拍了下自己的屁股，却“吱哇”地叫了一声：“妈的，好疼！”

这下轮到我笑出声了。

▽

偷柿子事件就这样慢慢被遗忘了，直到约莫两个月后，奶奶将过冬的被褥拿在日头底下晒晒，却发现被子上长满了霉斑，被角儿全烂了。

我藏在里面的柿子，熟透了。

3

童年是美丽而短暂的。

不久，我就念了高中，住校了。阿东没有考上高中，他去了我们小城的一所职业技术院校。这期间，我们还常常写信，我读高二时，阿东写信跟我说，他谈恋爱了，女朋友是他的同班同学，人娴静又漂亮。那年冬天，阿东笨拙地给自己的女友织了一条围巾，满是少年的气息。他信里说，给我也织了一条。我满心期盼着，等见了礼物，却是又感动又气恼：那围巾，洞比毛线还多。

又一年，我考上了大学，阿东也毕了业，听母亲说，他常常与他父亲争吵，不多久就一个人随着外出打工的老乡去了广州。

▽

也不知道是具体的哪一天，总之，自某一天起，我和阿东就彻底失去了联系——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我们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失去彼此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曾在你生命中热烈走过的人，大都会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去。

▽

最后一次见到阿东，是我参加工作后的那年春节。时值大年初一，风雪满城，天刚刚有些亮色，大伯便早早地来唤父亲与我回村子里，向亲族里的长辈们拜年。早上九点多，挨家挨户地拜完年后，大伯与父亲要去打牌，我一个人撑着疲乏的眼皮往回走。

雪花漫天漫地，我把羽绒服上的帽子扣在脑袋上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低头默默缓行，满脑子只想着能赶紧回家补上一觉。积雪甚厚，人们只清扫出了一条宽不过一米的小路，迎面若遇到人来，便只能一人先停下来，侧着身子让一让。我裹着厚厚的衣服，像只没睡醒的熊，走一会儿停两步，这时，一个瘦瘦长长的身影顶着满头的白雪向我走来，他越走越近，我便先停下脚步，侧过身子，给他让路。

等他快要逼近我眼前了，我才惊喜地从帽子里探出颗头来：“阿东？”

他也停下脚步，上下打量着我。他语气清冷，眼神里透着一股疏远的陌生：“过年好啊，回来过年呢？”

他问得好似我们常常见面，又好似我们从未相识。他穿着一件驼色的毛料大衣，衣面上起了一团团薄薄的毛球，雪落在这些毛球上打湿了一片，显得这粗糙的衣料格外陈旧。他的头发细细碎碎，头中间已隐约能看见青褐色的头皮，两个鬓角也是光秃秃的。他才不过二十几岁，我却仿佛已看到了他父亲衰老的影子。

数年未见，欣喜和恍惚自心里交杂而生，我们都沉默了十几秒钟，我才开了口：“你也不联系我，这几年过得咋样？”

“嗐，混口饭吃。”他一双粗壮的手叠在腹前紧握着，一个留着两道疤痕的大拇指漫无目的地抠唆着另一只皴裂的手。

他这样简单地回答了我，却再无话了。我们一同站在这条狭长的小道里，风吹过雪的声音咝咝作响，空落落的世界里只剩下这个寂寞的声音。我反复思忖着该如何表达往昔的热情，他却先开了口：“俺还得赶紧去给俺二大爷拜个年，你难得回来一趟，赶紧去忙吧。”

他礼貌而平静地说着，说完，就迈着步子往风雪里去了。帽子上密密麻麻的绒毛遮挡住了我的眼睛，我凝视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半天没转过头。刚刚发生的一切如同一场奇幻的梦，在我还怅然若失时，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与阿东再无联络，直至我们搬家后的第二年，老家传来消息：

阿东失踪了。

4

阿东每礼拜都会给老周婆打两个电话，在外多年，这个习惯，风雨不动。

按乡下的辈分，严格地讲，我应该唤阿东叔叔，他的父亲我得叫爷爷，他的母亲我要叫奶奶。阿东全名叫周东，我从小唤他父母为老周爷、老周婆。

阿东孝顺，时不时地会给家里寄回一些广东的土特产，有一年老周婆过生日，他还特意去了趟香港，给母亲买了一只翡翠镯子。村子里的人见了，都羡慕老周婆养了个好儿子，老周婆总是抿嘴笑笑：“孩子去了大城市，心思也洋气了，我们这样的人，哪里配戴这么好的东西？”她嘴上这样说着，却天天晃着那翡翠镯子在太阳底下转悠，日光在深绿的翡翠上折射出一道道通体的荧光，把老周婆的心也照得堂堂亮亮的。

▽

那周阿东却一个电话也没有，老周婆心里想着，该是儿子太忙了。到了第三天、第四天……她的心就慌乱了起来。她什么也做不了了，只能一直坐在电话机前，静静地守着，等着，盼着，盼着电话铃“丁零零”的声响。或者，她走到门口，抻着脖子一直往南看，好像这样看着看着，阿东就会从南边走过来。

老周婆从来不主动给儿子打电话，她怕他忙，自己又老了，说话啰啰唆唆的，怕耽误了孩子在外面的事情。老周爷见老周婆这样，直冲她嚷嚷：“孩子都多大了，二十好几的人，就不能有点儿自己的事？你哪儿至于这样？”

老周婆垂丧着脸说：“都怪你，就是得把孩子给逼走！”

平日里，但凡阿东在外面遇到了点儿糟心的事，老周婆就会把矛头全指向老周爷。她唠唠叨叨的，像个复读机：“如果不是你事事都看儿子不顺眼，他也不至于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受罪。”

老周爷嘴上虽然强硬，心里却也放心不下。他从抽屉里找出了一个土黄色的小本子，里面记着儿子的手机号码。他小心翼翼地一个一个按下数字键，心里紧张得像打着小鼓。儿子总是和他妈打电话，偶尔才和他这个当爹的聊上几句，二十几年来，父子俩好像总隔着一道厚厚的墙。他这辈子过得不顺意，也不知怎的，气总是控制不住地发在儿子身上。阿东也是不争气，书念得差，还净调皮，为此小时候没少挨他打。

好不容易等阿东中专毕了业，工作也找不好，他气得又拿着棍子想要打，这次阿东却一把夺过棍子，梗着脖子跟他喊：“你反正就是看我哪儿哪儿都不当你意，你等着我证明给你瞧！”第二天，阿东就离家出走了。几天后，他给老周婆打来电话，说是到了广州。

老周爷想着儿子每次遇到不耐烦的事，那干干瘦瘦的眉骨就会挤在一起，真真是一脸欠揍样。但他又害怕儿子不接电话，一种不祥的想法跳到他嗓子尖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想起阿东刚出生的那一天，是个下午，他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，医生出来说，生了个小子，母子平安。老周爷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，他的心都要从笑着的眼角里掉出来了，那一刻，老周爷第一次觉得，老天也算宽待他。

电话那头却一直是“嘀嘀”的声响，无人接听。老周爷又连夜去了村东口的老刘头家打听，老刘头的儿子也在广东打工。老刘头当即给儿子打了电话，却并没有得到半点儿消息。刘家儿子在那头安慰老周爷，年轻人在外面玩闹，一时忘了也是有的，让他们二老不必太挂心。

第二个礼拜三，恰巧是老周婆的生日。这一日，老周婆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了，她穿着阿东去年给她买的一套紫红色绣粉芍药花样的针织连衣裙，戴着绿莹莹的翡翠镯子，又强打着精神，去县城里时髦的理发店剪了个头发。她满心的欢喜和期盼，这一天儿子是绝不会忘了的。到了太阳落山的六点钟，该吃长寿面的七点钟，夜色如墨的八点钟，桌子上的钟摆“嘀嗒嘀嗒”一刻不停歇地摇荡着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。阿东的电话却始终没有来。

老周婆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她面色如灰，转头冲老周爷喊：“我要报警。”

这时，门外却传来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。

公安局来人了。

▽

那日我正伏案写字，窗外轻柔柔地飘着漫天细雨。两株紫藤攀爬在竹子架上，正对着我的窗户吐露清香。不一会儿，雨竟起了势，原是丝丝柔柔的春水，由小到大，“噼里啪啦”地随着南风吹打到玻璃窗上。无依的紫藤也只能随风挣扎，齐刷刷地飘入我的视野，似是在向我求救。可雨遮挡住了我的视线，玻璃上的水珠自上而下地滑过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痕迹，不过几秒，它们就连绵成片，我再也看不清窗外那两株凄凄紫藤了。

电话突然响了，将我从遥思中惊醒，母亲在电话那头哽咽，她说，阿东没了。

我十五岁时，爷爷去了；十九岁时，姥爷去了，想来那时我也是伤心的，但那伤心是遥远的、片刻的、懵懂的。又过几年，素日里疼我爱我的小姨、奶奶也去了，我那时有了感知死亡的具体能力，方知人的生命是渺小的，痛苦也是渺小的，任你痛心入骨，肝肠寸断，哀毁骨立，也改变不了分毫。我想，终有一天，最爱我的父亲、母亲也是要走的。

我望着窗户上那纵横的雨滴，自一滴雨打落在窗上的那一刻起，因着地心的引力，因着风的轨迹，它将流向哪儿，将如何流动，都已是注定的了。我与阿东，前后同生在一个村庄里，长在同一棵杨树旁，喝过同一条溪水，走过同一片土地，盖过同一床被子，做过同样的梦。我们沿着同一条命运的河而来，却渐渐走向了分岔的路，直至再无交点，最终天人永隔。

阿东走了，我童年的一部分仿佛也消失了。我意识到，关于死亡，我们所悲伤的，并非那个死去了的客观存在的肉体，而是我们与这个鲜活的生命曾建立的一切情感连接，都将消散不见了。上天曾赐予过我们一些美好的东西，然后再将它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拿走。伴随着一些人的离开，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死去了。

也是在这样一个阴雨缠绵的暮春初夏，十一岁的阿东带我去河边放生长了脚的蝌蚪，他那样一个热爱生命、天真无邪的人，如今魂归于江海，可否将息？

阿东走了，他只比我大一岁。死亡离我又更近一步了。

5

阿东的遗体是在河边发现的，老周爷和老周婆随警察去广东辨认。当地的警察说，是郊区一家水库的养殖户报的警，综合调查走访、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情况，警方确认死者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的特征，排除他杀。

▽

老周爷不相信那是他的儿子。

他们见了尸体，那孩子的脸已被河水浸得模糊，看不清样貌，很胖、很圆。老周爷说：“我儿一米八几的大个子，他肠胃不好，从小到大就没胖过——这不是我儿！”

警察说DNA比对过了，是他。

老周婆一听儿子真的死了，又哭倒在地上，几个人都拉不起来。

▽

村子里的人说老周爷魔怔了。他静悄悄地回来，辞了工地上的工作，卖了养的牲畜，带着老周婆，到广东找儿子去了。他四处打听，去儿子打工的电子厂问，老板嫌他晦气，让保安赶他走，他就跪在人家厂子门口，一下一下地磕头，嘴里喊着：“救救我儿吧，救救我儿！”连保安都不忍心再驱赶他。

他又记得，儿子以前在电话里提起过，他谈了一个女朋友，闹了不愉快，两人分了手，那女娃回湖南老家了。老周爷想儿子是个重情的人，说不定是放不下那女娃，去湖南寻她去了。老周爷又拖着老周婆，从长沙找到湘潭，从衡阳走到湘西。路上，老周爷把钱藏在了裤头儿外缝的一个小兜子里，可就算这样，他在火车过道睡了一觉，钱还是被人偷走了。

一个礼拜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……时间并非治愈一切的良药，有时它只是将痛苦拉扯得更为细碎绵长。人们瞧见一对白发枯干的老夫妻，一人挎着一个包袱，女的佝偻着，男的扶着她，步履蹒跚地往前走。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往何处去，连他们自己都稀里糊涂。可当有好心的人问起来时，老周爷混浊的眼睛却立即有了神采，他磨动着没了血色的嘴皮子，跟人家说：“我们找儿子去。”好心人问：“你儿子在哪儿呢？”老周婆就哭，哭得路人心都碎了。

老周婆病倒了。老周爷送她去医院，医生说：“是心脏病，要住院，可不能再这样走了。”老周婆死活不愿意，她说：“咱们没钱了，得留着找儿子。”老周爷说：“你放心住，以后我白天去工地干活儿，晚上咱们再找。”老周婆说：“你要是把我自己留在医院里，我就拿刀扎死自己。”老周爷没办法，带着老周婆出院了。

老周爷好说歹说把老周婆带回了老家。他说：“万一儿子是进了传销组织，或是真遇到什么困难，解决完回来了，进了家门，发现我们都不在了怎么办？你在家等着，儿子知道他娘在家等他，说不定就回来了。”

老周婆说：“那行，左右我如今走不动了，跟着你也是个累赘。”

老周婆一个人守在故乡等，儿子丢了，她却再也不埋怨老周爷一句。老周爷一个人带上了干粮，天不亮便启程。村子里的人见着老周婆日日坐在村口的那棵大杨树下朝南看，没有人忍心上前问什么。大家开口都是说：“别上火，病坏了身子，阿东回来见着该伤心了。”

整个村庄都在守护着一个谎言。

▽

一日，邻居秦嫂包了荠菜馅的饺子，端着一盘送给老周婆，却发现老周婆躺在地上，口吐白沫，四肢抽搐，快不行了。秦嫂吓得大喊，邻居们又喊来村里的干部，大家伙儿匆匆把老周婆送去了医院。老周爷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。老周婆在里面动手术，老周爷隔着门蹲在地上“哇哇”地哭，乡亲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平日里倔得像头驴似的老周爷哭成这副模样。医生上前劝他，说这是医院，要安静，又叹了口气，离开了。

老周婆抢救回来了。她睁开眼，看见了老周爷，眼神空荡荡的，她说：“我知道，咱们的东儿，没了。”

老周爷坐在病榻前，摸了摸老周婆全是褶子的额头：“走了，孩子走了——你可别也丢下我。”

老周爷不再出去找儿子了，老周婆也没有再出现在村口的那棵白杨树下。两人捡了很多流浪猫、流浪狗，阿东幼时便心疼这些被人抛弃的小生灵，如今，换它们陪着一对孤寡老人了。

这年除夕，风雪尤大。

村子里已经不许放鞭炮了，人们私下议论，不放烟火，哪里还有个过年的意思。几户不听管教的人家屋顶上，“吱”地冒出一声震响，那漫天的烟火，在雪夜里，格外好看。

晚上八点多，老周爷早早地在院子里给祖宗们上了贡，磕了头，便回屋和老周婆躺到了炕头上。屋子里关着灯，静悄悄的，老周婆被窗外的烟火眯了眼，她说：“我东儿小时候可爱放鞭了。”

老周爷笑笑：“我昨儿听广播，说北京有对教授夫妻，儿子也走得早。他们老了、病了，一起住的院，他俩的病床挨着，一人伸出一只手，正好可以牵着对方。他们就这样躺在病床上手拉着手，第二天早上，竟一起走了，你说这奇不奇？”

老周婆说：“那他们可真是有福气，可以一起去和儿子团圆了。我要是真有一天下不了床，就自个儿先去找咱儿了。”

老周爷“嘿嘿”地笑：“你先去。等我求了人，把东儿的这些猫猫狗狗都安顿好，我就找你们娘儿俩去。咱们一家三口，在那头，也高高兴兴地、好好地过一个团圆年。”

（本文有删节）

毕啸南首部人性小说作品《生而为人》，书写百年胶东大地上，小人物搁浅的命运。他们被生活的风浪所裹挟，饱含着生命的沧桑与情感，去接受命运的审判。生而为人，拙而不屈，他们把悲伤装进心里，把希望穿在脚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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